李岷当选为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

 发布时间:2020-10-27 06:27:15

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、转型升级任务加重的背景下,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形成的聚合效应,关系着宏观经济能否协调健康发展,关系着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构建是否能尽早成型。土地财政依赖症的弊端,在过去多有显现。一些地方土地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,因征地引发的社会事件时有发生,表明土地财政占比

(作者贾康 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)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土壤之所以不允许设置“小金库”,要专门设置一个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政府收支,其初衷就在于割断政府部门的行政、执法同其服务或管理对象之间在“钱”上的直接联系,不让政府部门的行政、执法行为偏离既有法律和政策轨道——以其服务或管理对象是否上缴钱或上缴的钱的多少作为取舍标准。因而,由财政部门代表政府“间接”收钱、“集中”管钱的最大好处,就是从根本上铲除“以权谋钱、以权换钱”等腐败行为的土壤,使政府部门能在一个规范的制度环境下、以规范的行为履行它的职能。

本报一直不遗余力,对广州的“阳光财政”予以了大量宣传报道。为了更好地阐述“阳光财政”的意义和目的,让读者更好地了解“阳光财政”的积极意义,本报秉着创新报道方式、更新文本语境的初衷,尝试从“阳光财政”下对公务人员“阳光收入”的角度进行宣传报道。然而,在具体的报道中,记者采写却出现了一些不严谨之处。在稿件采写过程中,本报记者根据公开材料,选取支出决算表中“工资福利支出”加上“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,再减去“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”,得出的总数除以在职公务员和事业编员工的总数,从而得出了广州公务员去年人均人力成本为17.51万元。

那么,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长效机制?从大的思路上看,不外乎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寻找。一是人的动机层面的原因。这其中有有关人员损公肥私、谋取私利的动机,但也有财政管理体制不合理,正当的利益诉求难以主张的原因。此外,也说明设立“小金库”活动风险不高、违法成本偏低,从而纵容了这种不法动机。二是这些机关或单位为什么能够容易地建立起“小金库”?这说明我国金融、税收体制,特别是机关和单位的财政管理体制上有漏洞。第三,“小金库”的资金从哪里来?笼统地来说,不外乎收、管、支三个方面,即从收入和支出环节截留,在管理环节中转移。

完善预算管理,严堵“钱袋子”之漏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预算管理要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,抓住了问题的要害。”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,要实现规范和透明,就要细化全口径预算,把所有政府收支按照同一性质、同一制度加以管理,把政府的收支关进统一的制度笼子,实现“财政收支=预算收支=政府收支”。高培勇指出,事实上,当前财政收支只大体等于预算收支,而不等于政府收支。整个政府收入从构成上来讲基本上可以分为六大块,最大一块是税收收入,第二块是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,第三块是掌握在各个部门手中的各种基金性收入,第四块是土地出让金收入,第五块是社会保险收入,第六块是国有资本经营上缴的利润。

但是,从实际情况来看,地方政府从土地上获利的收入,根本就没有用于这些方面,而是继续与扩大政府负债相“配套”,进行城市建设与改造、大拆大建。别的不说,仅轨道交通一项,就足以让地方政府要在“土地财政”之路上走上很多年,且越走越艰难,越走越危险。我们不禁要问,面对经济复苏步履艰难,实体经济长时间在低迷状态徘徊,中小企业出现严重的停产、半停产,甚至关闭歇业,难道地方政府真的一点也没有考虑过采取积极的政策与措施,支持和帮助实体经济发展吗?除了“土地财政”,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,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和行动了吗?事实上,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,地方政府应当也必须认识到,再过度依赖“土地财政”,依赖钢筋混凝土式发展,已经没有前途,且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风险,而应当静下心来,认真研究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,支持和帮助实体企业,尤其是中小企业摆脱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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